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朱元璋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充分贯彻了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吏治思路，凡涉案者无不遭受重刑，株连甚广。“郭桓案”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时人与后人多有认为该案过于严酷。这种论调属于空泛的皮相之论，没有深入到历史的实相当中去。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朱元璋多次减免各地赋税劳役，鼓励百姓垦荒，官给牛种，兴修水利，移民垦边。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几个问题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
一是勋功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朱元璋建国后，论功行赏，封赏百官，勋功贵族封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之地。但是勋功贵族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至“所赐公田庄佃，多依势冒法，凌暴乡里”，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铸造铁榜申诫公侯，列举了“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亲属人等依势凌民、侵占财物者”等多种违法犯禁的情形及处理规定。
二是地方豪强实力渐强，并与勋功贵族、各级官吏逐步勾结。以富庶的江浙地区为例，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税赋半江南”、“苏松税赋半天下”的说法，也是豪强地主数量最多的地区，当地大地主为逃避赋税，“大率以田产寄他户”。“他户”就是明初的勋功贵族。同时，地方豪强与各级官吏勾结，或通过伪造册书、谎报灾荒的方式，骗取国家救灾粮款；或隐瞒田产逃避税收；或将本应由地主负担的赋税转移至百姓头上，“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随着三者勾结程度的加深，一个由勋功贵族、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地方豪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
早在郭桓案爆发之前，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洪武十三年，吏部奏报，全国“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500石者达364处”，显示出国家税收能力受到了影响。而到“郭桓案”爆发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浙西一地秋粮应上缴450万石粮食，郭桓与浙西官员上下其手，只上缴粮、钞等合计200万石，郭桓自己收钞50万贯，剩余由当地官员瓜分；应天等五府夏税秋粮等全部被瓜分，“无一粒上仓”。这表明，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严重扭曲，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已经遭到了巨大的侵蚀，无怪乎朱元璋要痛下杀手，掀起反贪风暴。
“郭桓案”历时不到4个月，雷霆万钧，朝野震惊。朱元璋通过查办“郭桓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一是澄清了吏治，健康了国家的政治生态。“郭桓案”的表现形式是针对官僚队伍的反腐败行为，该案涉及人员，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地方小吏，凡有牵涉其中者，无不遭到了严刑处罚，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二是整顿了国家经济秩序，增强了中央的经济权威。“郭桓案”摧毁了由勋功贵族、官僚、地方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遭到削弱，隐瞒的土地、人口重新纳入政府税收范围，增强了国家的税收能力。同时，豪强地主的破产，扩大了农村自耕农的比重，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直接促成了“永乐盛世”的出现，史载“洪永熙宣之际，府藏衍溢”。
最后还要提一点，“郭桓案”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
从“郭桓案”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腐败不仅仅是一种澄清吏治的政治行为，而是有着丰富政治经济内涵的重要举措。腐败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经济、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现了扭曲，而反腐败恰恰就是对扭曲了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腐败是政治学，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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