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廉政文化建设净化执政从政环境
廉政建设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一国的廉洁程度，固然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但是，更与其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和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同，政治制度的选择不同，因而廉政文化建设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是，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廉政文化建设，注重把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净化
廉政建设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一国的廉洁程度，固然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但是，更与其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和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同，政治制度的选择不同，因而廉政文化建设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是，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廉政文化建设，注重把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净化执政、从政环境，也才能建立起有效的防腐倡廉制度。
西方的廉政文化
西方国家的廉政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充分体现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性。其明显的特点有以下两点。
一是把对人性恶的认识，与政治制度的设计联系起来，提出了“无赖假定”。即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它总是伴随着一切人，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在谈到宪政制度的设计时，18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休谟就提出：“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二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主义”和“权力制衡”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政治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权力进行分权与制衡的思想。
“文化是制度之母”，西方的政治理论，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其异常重视以权力约束权力，设计并建立起权力监督制衡的体制模式，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
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使其注重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教化，以净化人性的“恶”。例如：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1989年国会又通过了《道德改革法》，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再次颁布《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同时，设立道德署，作为联邦政府的道德建设指导机关。联邦政府各部门都有道德官员办公室，地方各州、市也设立了道德署或道德委员会。规定其主要职责就是制定、修订公务员道德准则；开展道德教育和培训，让公务员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逾越的边界；接受道德咨询，公务员遇到疑惑可随时通过电话、邮件或传真向道德署咨询，避免因不了解道德界限而违法等工作。这样的道德教化，增强了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意识。
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北欧的一些国家数年高居榜首，这些国家之所以能不用重典依然廉政，主要原因在于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注重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使公民养成了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气。如在芬兰，人们把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看成是和偷盗抢劫一样的卑鄙肮脏之举，是遭人唾弃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氛围对公务员的廉洁自律、对净化执政从政环境意义重大。
新加坡的廉政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具特色。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也如此，而且同样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在近年来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廉洁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稳居前五名，连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被公认为高效廉洁的政府。在东南亚这个腐败高发的地区，它成了一个例外。其成功经验中的一条便是“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所谓以德倡廉，是指通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从而在思想上抵制、铲除贪污的念头，最终达到使人不想贪的效果。
在新加坡，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伊始，李光耀等党的领袖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清廉和有道德的政府。在新加坡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文化是儒家文化。人民行动党执政几十年来，就以倡导儒家价值观而闻名于世。李光耀将儒家道德归结为最重要的“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大力倡导的同时，赋予其时代性。
比如说“忠”，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思想，而是赋予其现代意义。由过去的忠君转化为忠于国家，有国民意识。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归属感，即每个新加坡人都应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归属于新加坡；二是国家利益第一，即新加坡公民应忠于国家、热爱国家，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国家利益为先；三是群体意识，要求新加坡公民认识到新加坡的成就是集体协作得来的，个人和群体不可分割。由于忠就意味着忠于国家、公家、群体，这些内涵是与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一己之私利的腐败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于维护廉洁、防止腐败无疑有积极意义。
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这样一来，儒家道德便成为维持新加坡政府廉洁的思想粮仓。当然在继承和倡导儒家核心价值的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还非常注重吸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如民主意识和法制精神，为新加坡的可控民主发展和法治的建立奠定基础。新加坡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是与人民行动党政府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分不开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使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从政环境不断净化，这也是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连续执政，又能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众形象的经验所在。
全面理解基层党组织覆盖面问题
无可否认，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有效覆盖面，是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前提条件。
为解决覆盖面，不少地方大力开展了党组织覆盖面扩展工作。但实际情况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变化又是如此之快，即使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消除空白点”的目标。
因此，科学地确定何为党的基层组织的覆盖面问题，即以什么作为基层党组织合理的设置原则，而且以此为基础，构建符合现实情况的基层党组织网络，并使这个网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成为一个急需得到解答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有近八千万党员，在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基本能够做到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党员。应该说，在基层社会中普遍建立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的全覆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解决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并不是简单建立组织的问题。党组织的覆盖，依托于党组织的有效活动。有党员的地方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有活动，有活动就要有成效，才能实现党的组织的无缝隙链接，这才是扩大覆盖面的根本目的。一个社区主任说得好：解决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是简单地插上党组织的旗子、挂上党组织牌子的问题，而是要栽树子。党组织要像参天大树，扎根在群众中，用自己茂盛的枝叶，为群众遮荫蔽日，为群众服好务，这样才有真正的覆盖面。
因此，组织的覆盖依托于组织功能的覆盖，没有基层组织服务功能的全面提升，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借助“服务”的功能，就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通过拓宽联系群众的途径，丰富服务群众的内容，畅通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铺垫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社会治理中如何有效实现党的领导
民主制度的精髓就在于广泛民意的有序介入，社会治理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途径。
社会治理格局的建设，实质上是实现了由单一的行政集权方式向民主参与方式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极大地强化了各种社会主体的民主意识、社会政策中的公正意识以及社会事务中的责任机制，因而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总效率，有助于各类人和各类组织得以满足各自的需要、实现各自的愿望。
但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在社会治理的格局中，巩固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也是保证社会治理有序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应对这样的挑战，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而这一格局的基础，就是党的基层组织“要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
现代意义上的服务，是治理体系的最基本精神和原则。它是与多元利益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与多元的利益需求（个体的、群体的、现实的、未来的、全局的、局部的）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意义上的服务，需要依托城乡基层自治组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它需要形成多种参与方式，结合具体实际，建立像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民主化、科学化的公众利益诉求制度，使服务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也可以弥补“政府失灵”。
我们党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根本的“服务”，这种新的“服务”，通过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服务，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上一页
上一页
关注公众号